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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素养”之概念化历程

来源:科普时报 作者:李大光 2017年10月06日 09:48
[导读] 在“科学素养”概念化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学者的兴趣

□ 李大光

科学素养的概念、理论与调查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中国后,除了在将“literacy”翻译为“素养”还是“素质”有过一点儿小小的争论,而后就一直处于照搬西方国家谈论了半个世纪而形成的理论与测度指标进行周期调查(虽然由于经费问题中间停顿了5年时间),至今不仅没有停止,而且成为国家重大项目。在中国,其重要性大概是其他先行一步的国家都望尘莫及的。

在过去的40年时间内,讨论科学素养问题的论文和文章呈现上升趋势。从1974年到1990年期间,与科学素养有关的期刊论文、研究报告、会议论文、项目计划文章、项目报告和期刊社论等各种文献多达300多篇。

对科学素养概念的构建经历了复杂和困难的认识过程。从赫德(Paul Hurd,1958)开始,到罗伯特(Robert,1983)、德波尔(DeBoer,1991)、夏莫(Shamos,1995)、杜兰特(John Durant,1992)以及米勒(Jon Miller,1992)等人的讨论,“科学素养”这个术语的内涵出现了多元化解释。

南非学者鲁迪格·洛克夏(Rudiger C. Laugksch)对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这个术语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后发现,在“科学素养”概念化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学者的兴趣。感兴趣学者大概分为四种:

科学教育家。这个群体对教育制度的本质、教学质量和改革感兴趣。他们关注的是正规教育与科学素养之间的关系。

社会科学家和舆论研究学者。他们关注的是公众参与科学技术政策决策的能力,公众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渠道和信息流动的自由程度,公众的科学知识程度和对科学的局限性的理解程度以及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态度和对特别技术发明的特别态度等。

科学社会学家和采用社会学方法促进科学素养的学者。这个群体的学者喜欢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或者“语境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Context)。他们研究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对科学知识的解释,科学信息与态度之间的关系,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的变化规律以及分辨共识与个别科学观点的差异等。

非正规科学教育学者和科学传播学者。这个群体大多数在科技馆、科学中心、植物园和动物园、媒体等机构工作。这个群体强调的是为公众提供各种机会,通过事物展示和讲解、报道和撰写科学事件等解释和教育的方式使公众熟悉科学。

本杰明·申(Benjamin Shen)对概念的讨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把科学素养概念大致分为三类:

实用的观点(Practical)。就是能够使用科学知识和信息解决自己日常生活的问题。他认为,这种观点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目前,印度在根据这个观点发展自己的科学素养教育。发达国家公民可以采用这个观点发展保护消费者利益素养。

公民权利观点(Civic)。他认为,这是公民参与科学决策议题的里程碑。在民主国家里,公民有权在获得足够的信息的基础上,参与科学技术的决策。作为纳税人有权知道自己的钱的投资与产出的结果。这是保证民主国家民主决策的重要保证。

文化的观点(Cultural)。科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成果,具备科学素养的公民应该理解。他认为,虽然这种素养仅限于一小部分人,但是,这仍然是很重要且不可忽视的。任何一个国家中都要有一部分这样的舆论领袖和决策者。

理论是维度与指标制定的基础和根基。那么,这个产生于西方国家的科学素养概念是建立在什么观点基础上的呢?我们下期再谈。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国际科学素养促进中心研究员。著有《科学传播简史》、《李元访谈录》、《今日新加坡教育》、《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2001,2003》;译有《魔鬼出没的世界》、《未来的魅力》、《民主的公司制》、《美国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与态度调查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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