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脑，一个似乎听说过但又非常陌生的疾病名称。不仅是普通人，很多医生也并不熟悉流脑，因为流脑病例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已经非常少见。
但就在距离我们并不算遥远的上世纪70年代，中国曾暴发过非常严重的流脑疫情。感染最高峰发生在1967年，那一年全国共有304万人感染流脑，死亡164000人。
曾经，每8年-10年,中国就会出现一次流脑大流行疫情。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孩子两天内就可能因为流脑死亡，而这种巨大的打击会落在许许多多的家庭身上。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教授199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1950年至1979年的30年中, 我国共报告流脑病人877万人, 死亡57万人。该死亡数占全国同期传染病报告死亡的1 / 5。”
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逐渐普及流脑疫苗的接种，流脑疫情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直到今天甚至淡出我们的记忆。
我们已经远离可怕的流脑了吗？最近，《新民周刊》专访曾光教授解答这个问题。
今年75岁的曾光从事医学工作56年，在公共卫生领域工作42年。2020年新冠疫情中，曾光教授作为国家卫健委新冠病毒防治高级别专家组成员，参与了疫情防控重大决策的政策咨询。
曾光教授认为，由于疫苗接种的普及，流脑在国内已经被有效控制，但距离完全消除还有很大距离。他说，目前被诊断出的流脑病例，可能只是真实感染病例数的“冰山一角”，因此，警惕流脑的“复燃”依旧是一件重要的事。
1967年流脑疫情
《新民周刊》：研究认为，1967年的流脑流行高峰与学生的大规模流动有直接关系。您亲身经历了那个特殊的时代，您看到的情景是怎样的？
曾光：1966年，我当时正在河北医学院（今河北医科大学）上学，亲身参与了大学生大串联。学生们挤上绿皮火车，车厢里上下三层都是人。不是你们想像的上下三层卧铺床位，是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全都是人。人上车了就很难下来，下来了也上不去。
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只要有流脑传染源，那么就非常容易造成人群中的大规模传染。
1967年疫情是中国有记载的最严重的一次流脑疫情， 总共有304万人感染，死亡超过164000人。尽管处于“文革”中，但当时中国的疾控体系还在运行，因此统计数字是绝对准确的。
《新民周刊》：面对这么严重的疫情，当时大家采取什么防控措施呢？
曾光：引起流脑的脑膜炎奈瑟菌是通过呼吸道传染的，当时卫生部门牵头做很多的宣传。比如张贴宣传画，指导老百姓服用磺胺类药物、板蓝根、醋熏等预防流脑，其中服用磺胺类药物为首选的预防方法，但这些预防措施实际上效果不佳。
《新民周刊》：这次疫情后来是怎么平息的呢？
曾光：控制1967年的流脑疫情，有两位流行病学前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当时的主任胡真和副主任胡绪敬。他们分别负责流脑流行病学和实验室研究，他们在流脑上所作出的成绩获得了卫生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胡真主任当时向有关部门提出，要停止学生大串联，只有这样才能控制住流脑疫情的蔓延。
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提出这个建议是有风险的，但我们的老科学家坚持自己的判断，后来这个建议被采纳，全国的学生串联被叫停。
《新民周刊》：重提这段历史，您觉得有什么值得我们总结的教训和经验？
曾光：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我是国家卫健委新冠病毒防治高级别专家组成员，到武汉考察后，我提出高度警惕春运传播新冠的可能性，建议这个时候武汉人尽量不要外出。
提出防控建议时，我们就借鉴了1967年流脑疫情蔓延的教训。
我们将这个科学判断提出来，也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公众做了说明。
疫苗接种最终控制了疫情
《新民周刊》：您见过流脑病人吗？
曾光：1970年我大学毕业后分到河北省一个偏远山区的乡镇卫生院工作。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传染病都很常见，但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流脑，因为这个病太凶险了。
两三岁的孩子来，发高烧、头痛、喷射状的呕吐、身上出现瘀斑。我还见过孩子两个瞳孔不一样大，说明已经有脑疝形成。
有的孩子一两天就死亡了，最快的不到一天就死亡。侥幸没死的病人，大多数也留下了残疾，智力低下。
那时候乡镇卫生院没有能力做细菌性检测，主要凭医生对症状的判断。没有条件做实验室检测，但医生也还是可以做脑脊液穿刺，做简单的检测。如果脑脊液是脓状的、浑浊的，那么就进一步可以诊断是流脑。
《新民周刊》：从流脑疫情的控制而言，上世纪80年代您还做了很多工作。
曾光：1983年我从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负责全国传染病疫情报告和监测工作，包括流脑在内的所有法定报告传染病。
当时统计的工具很落后，都是靠人工填卡片，然后一层一层将卡片收集起来统计。1985年我负责全国疫情会，大家带着算盘来，用算盘加全国的数据，数字加完了，五六天过去了，散会。
你看我们的公共卫生走过了这样的一个历程，我是这个历史的见证人。
在此基础上我还主要负责流脑疫情的预测研究，创造了Bayes概率预测法，我们的多篇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流行病学杂志、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等专业期刊上。
根据这套方法我们发现，上一年流行高峰后偏时, 说明流行条件依然存在, 只是由于气候变暖终止了流行, 而这些条件可能延续到下一年, 致使下一年度流行的概率增大。这些预测结果可以用来指导疫苗接种措施的安排。
《新民周刊》：上世纪80年代以后，流脑病慢慢地很少见了。主要的原因是接种疫苗吗？
曾光：当然，最终控制住流脑疫情的就是疫苗的普遍接种。
我国从1975年开始研究流脑疫苗，80年代后开始接种。我们的疫苗是针对脑膜炎奈瑟菌A群的，因为当时人群中90％感染的是A群。疫苗普及后A群感染下降了。但细菌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A群通过计划免疫被控制后，C、B、Y、W等血清群逐渐增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新民周刊》：既然现在流脑已经很少，为什么疫苗接种仍然不能松懈？
曾光：我相信我们的疫情报告数字是真实的，报告显示现在流脑病例的确很少。但有一个客观的现实是，A群流脑症状比较特殊容易鉴别诊断，而其他群的流脑早期症状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医生很容易误诊为其他疾病。现在其他群的流脑居多，我估计漏诊的流脑可能达到90%，这就是说，报告上显示的数字可能是真实的流脑病例数的“冰山一角”。所以我们现在要强调的还是打疫苗。
《新民周刊》：流脑疫苗的升级换代，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需求吗？
曾光：现在各种流脑菌群在我国出现了，但我们的疫苗还没有跟上这种变化。我和其他学者到海外参加国际会议，被问到中国流脑疫苗是哪一种，我们回答起来感到很尴尬。
面对流脑诊断漏诊率高的现实，我们更要做好疫苗接种工作，疫苗的更新换代要跟上。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到2030年战胜脑膜炎的全球路线图，实现无脑膜炎世界的愿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疫苗的更新换代是个关键条件。（记者 黄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