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德岁先生首先是一位古生物学家，尤其他研究的是古哺乳动物学，而我也在这个领域工作，因此对他在古生物学上的贡献相当熟悉和亲切，脑海中会浮现出“鼓泡斜剪齿兽”和“奇异黔马”等等他研究或命名的化石属种。而苗先生还是一位多产的科普作家，且写作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古生物学，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这本《一个古生物学家的多面人生》非常直观地展现出他的涉猎范围和写作深度，使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到，一个人的追求并不直接与他从事的工作或职业有关，而是植根于其内心和思考，这可能来自天性，也可能与从小的耳濡目染有关。

苗先生在书中就写到，在他的童年时代，常听父亲讲“书香传家”的道理，“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走上社会，既能在任何场合即兴说出十分得体的话，又能下笔写出文从字顺、言之有物的漂亮文章，还是会受到大家待见的”。所以，即便在教育荒废的十年动乱期间，他也没有放弃过读书，至少还可以读《鲁迅全集》呀！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那个年代能读到的书实在是太有限，我甚至把鲁迅著作的每一条注解都读遍了。苗先生对读书的爱好和执着贯穿一生，所以他才能从读书到教书，最终为广大读者著书。

苗先生的写作实践恰好贯彻了他对科学与艺术融合的观点，他强调科学与艺术拥有共同的创意源泉。他在书中提到，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文艺应被视为两种不同文化，但苗先生指出，科学家们对美的追求与欣赏，与艺术家们不分伯仲。读过此书后，我想读者会深深感受到，苗先生就是一位被古生物学耽误的文学家甚至艺术家。作者在介绍美国生物学家和社会生物学的主要开创者威尔逊（E. O. Wilson）时，说威尔逊对文学、美术、音乐、电影如数家珍，其实作者本人也是如此。我们看到他不仅对东西方从古至今的典故和当下网络的热词运用自如，他深厚的文学功底更使其对古典诗词信手拈来。苗先生的文笔优美，我想用他在书中提到的纳博科夫（V. V. Nabokov）的名言“作家应该有诗人的精准和科学家的想象力”来评价，也完全是恰如其分的。

苗先生还是一位信达雅俱佳的翻译家，从他对达尔文《物种起源》的译本以及关于翻译的一系列论述和对他人译作的书评中能够充分体现。虽然是同一本《物种起源》，其不同的中译本也展示出各位译者的文字甚至可以说文学风格。我们知道达尔文同时代的科学家常常被称为博物学家，尤其是像生物学、地质学甚至天文学这些与野外调查或考察密切相关领域的科学家，他们的著作中对科学事实有很多文学化的描述。因此，翻译成中文最好也能体现出这一点。苗先生在本书中介绍说，“译者若能做到‘信’的话，他对原文的语言要熟练如母语、对译文的语言要游刃如作家才行”，他确实做到了。在苗先生的《物种起源》中译本中，随处可见散文甚至诗一样典雅的文字，比如“生命的水体，也沿着从北极低地到赤道高地这一条徐缓上升的线，把其携带的生命漂浮物，留在了我们的高山之巅”，真是文采飞扬啊！ 这段文字是达尔文推断冰期动物群起源于北极圈地区的表述，我们的发现证明冰河世纪的很多动物其实起源于青藏高原，因此会经常引用到《物种起源》的相关内容。

苗先生本书中的许多内容也常常勾起我的绵长回忆，因此尤其感到亲切。我的父母是中学老师，母亲教语文、父亲教外语，因此家里也有很多书。可惜的是，在我正是要如饥似渴地阅读“闲书”的时候，十年动乱中那些书都被“造反派”的学生们清理去卖废纸了。就在这期间，有一次去父亲在乡下的老家，竟然在奶奶和二伯的家中找到一堆残缺不全的书籍，其中就有“文革”前出版的《天方夜谭》《神秘岛》和苗先生在本书中介绍的《小猎犬号航海记》。当时这些书都没有封面，大多是一些残页，可能是二伯从哪里捡来的被当作“毒草”扔掉的书。这些书名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其中的《小猎犬号航海记》上大学后终于在图书馆看到“全本”，那个译本的书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由科学出版社在1957年出版。我后来之所以选择学习古生物学，其实是受到了这本书的深深影响，因为我特别向往能去野外考察，古生物学专业正好有这样的机会。

苗先生在书中对达尔文的介绍相当全面，使大家了解到，达尔文是真正的博物学家。其实，达尔文在成为生物学家之前，主要身份是地质学家。他环球科考归来不久，即加入伦敦地质学会并很快被选为学会理事。有一年我在阿根廷参加安第斯山的地层古生物考察，野外指南中的插图还是达尔文将近两百年前手绘的，而如果带队的专家不说，我们完全看不出来，因为地层划分和地质构造描绘得非常精确。

苗先生的写作有独具特色的风格。他的文笔在优美之外还非常幽默，自己的野外工作，他也写得生动有趣。他刚到美国求学是去黄石公园实习，导师拿过去铁锨，手起锨落，把一棵鼠尾草妥妥地铲到了铁锨上，然后笑着对他说：“等你也能这样的话，就算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啦！”他的科普相当及时，如在新冠疫情袭来的2020年，他就结合古生物的知识，为大众推出了介绍病毒与人类之间源远流长的协同进化关系的科普文章，为焦虑中的人们送来了些许的安慰。

从书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老师、同行、朋友的真挚感情，特别他对前辈的敬重和感激，也让我们了解到更多背后的故事。这些故事是那样生动有趣，让我们仿佛看见已故的周明镇、李星学、李传夔、翟人杰、胡长康……诸位先生依然还在我们身边。他在给我的《十年山野路漫漫》写的书评中，讲到我在书中提及却没有深入讲述的一些故事，比如李传夔先生：“进所以后，我跟李公的办公室斜对门，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多有向他求教之处。李公为人谦和，没有架子；按理他是我的师长辈，然而我跟他没大没小、无谓尊长，他也跟我称兄道弟、老少爷们，无话不谈。”

我在与苗先生的相处中也感受到他渊博的学识，似乎任何话题在他那里都会衍生出长篇大论。我记得我们共同在新疆的野外考察，除了在地层古生物方面的现场交流和探讨，在漫长的车程中，在短暂的野餐时，都能聆听他天南海北、古今中外的神聊。因此，期待不仅能读到他接踵而至的新书，还能有更多的机会跟他交谈，享受丰富的话题和睿智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