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立平

我党我军自成立之始，就非常重视重用人才，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吸纳了大量科技专家。他们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服务革命斗争，为夺取新中国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有的还成为开国将军。

“红色华佗”傅连暲中将

傅连暲（1894—1968），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人，毕业于汀州福音医院的亚盛顿医馆，曾任长汀福音医院院长。在南昌起义军的伤病员到福音医院治疗期间，傅连暲受陈赓等红军将领的影响，奠定了投奔革命的思想基础。1932年，傅连暲将福音医院搬到瑞金，还把医院所有的家产及药品捐献出来，改建为中央红色医院并任院长。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身患恶性疟疾，也是在傅连暲的诊疗下恢复健康。毛泽东说：“我们现在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1934年在红军长征途中，傅连暲克服重重困难，以他的妙手医术保证了大批将士的健康。

1955年，傅连暲作为我党医疗卫生事业的创始人之一，被授予中将军衔。

“通信鼻祖”王诤中将

王诤（1909—1978），江苏省武进县人。1928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科，1930年12月，在随国民党第18师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中被俘虏。当王诤了解到红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后，毅然决定加入红军，由于他通信技术精湛，被委以红军第一任通讯队队长的重任。在红军长征期间，王诤一边负责破译国民党电报，一边频繁下达全军行动命令，为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提供了保证。解放战争期间，王诤领导的军委三局接发的特急电报数不胜数，仅每天交给中央各野战军的电报就高达1000多份，毛泽东同志曾赞誉说：王诤同志是有功的，他是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1955年，诤铮被党中央授予中将军衔。

“兵工专家”郑汉涛少将

郑汉涛（1915—1992），浙江宁波人。1933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工学院机械系。他受胡厥文先生的影响，于1937年来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学习结束后来到我党的太行山兵工基地，从事对敌武器的研究与制造。郑汉涛和同事积极进行企业化管理的探索，有力地促进了晋冀鲁豫根据地军工生产的发展。1946年，郑汉涛领导筹建太行山第一座炼铁厂——故县铁厂，1948年建成投产，保证了前线战争的胜利。

1962年，郑汉涛被授予少将军衔。

“工程院士”孙俊人少将

孙俊人（1915—2001），江苏省松江县人，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他于1938年1月到达延安，孙俊人到中央军委三局通信学校当教员。他自编教材，自制教具，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深入浅出地讲解无线电课，为培养我军通信人才做了大量的工作。1940年，孙俊人调任军委第三局通信材料厂厂长，他亲自研制、组装了不少前线部队急需的无线电台、手摇发电机和其他有关配套器材，极大地支援了抗战。抗战胜利后，孙俊人担任中央军委第三局技术研究室主任，进行通信保障系统的技术进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通信保障。

1964年，孙俊人被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开国将军中唯一的院士。

（作者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