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京味儿

干面胡同，是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的历史街巷与住宅区，东起朝阳门南小街，西至东四南大街。该胡同在明代属黄华坊，因胡同东口对面有贮存官粮的禄米仓，运输皇家禄米的车马在此胡同络绎不绝，扬起的飞尘仿若面粉洒落，当地居民戏称为“下干面”，干面胡同故而得名。1966年曾更名瑞金路十六条，后恢复原名，2022年被列入首批首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护名录。

干面胡同也是许多历史名人的曾住地，如晚清名臣大学士李鸿藻、清朝皇亲贝子吴达海，以及现代著名学者钱钟书、郑振铎等。今天要讲的科普作家高士其、桥梁专家茅以升两位科学巨匠，让这条胡同绽放着独特的科学光芒。

高士其：播撒科普之光

高士其（1905.11-1988.12），我国著名科学家，曾任中国科普创作家协会名誉会长，是我国科普事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1925年，高士其赴美留学，于芝加哥大学获细菌学博士学位。然而，一次实验中的意外，使他感染脑炎病毒，落下严重后遗症。1930年归国后，高士其先在南京中央医院任检查科主任，随后辞职前往上海，投身科普创作。1935-1937年，他发表近百篇科学小品，并将原名“高仕錤”改为“高士其”，寓意“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成为崭露头角的科普作家。抗战爆发后，他奔赴延安，与董纯才等人组建延安首个科技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欢迎，被陈云称赞为“延安第一个红色科学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士其搬进北京干面胡同61号（旧31号）院东跨院。彼时，他全身肌肉严重萎缩，行动与言语极为艰难，但仍以顽强毅力坚持创作。无法握笔时，他便用颤抖的手握着特制的粗笔艰难书写，常常写几十个字便汗透衣衫；更多的时候，他通过缓慢吃力的口述，由秘书或妻子“翻译”记录，然后一遍遍审阅、一笔笔修正，经常一天仅能完成一二百字。靠着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高士其30多年创作了60多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2000多行科学诗，以及20多部科学著作，把科学的火种播撒到无数读者心中。

如今在干面胡同61号院正门，还能看到旁边开的一扇小门，那是组织上特意为高士其坐轮椅出入方便而开的，从这扇小门穿过，仿佛还能听到当初高士其轮椅经过的“嘎嘎”声……

茅以升：一肩多任擘宏图

茅以升（1896.1-1989.11），我国著名科学家、曾任中国科协名誉主席等职，被誉为“中国桥梁之父”。

1916年，茅以升由清华学堂保送赴美留学，1919年获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工学博士学位。1920年，茅以升学成回到祖国，历任交通部唐山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等职。1933年，他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面对外国专家眼中“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在施工现场亲力亲为，发明涉水法、沉箱法、浮运法等技术，攻克80多个技术难题，仅用两年半就建成我国首座现代化公路铁路两用桥，成为中国桥梁史上一座里程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以升全家迁至北京，入住干面胡同33号院内一栋西洋风格的二层小楼。此时国家百废待兴，各个领域的建设如火如荼。茅以升先后被委以多项重任：出任中国交通大学校长、负责组建铁道技术研究院并任院长。1955-1957年，他又领命负责修建我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真是一肩多任，日理万机。

茅以升奔波于大学、研究院、桥梁建设工地，殚精竭虑地工作。回到干面胡同的家中，他又沉浸于各种方案的设计与研究。案头堆叠的文件与图纸几乎淹没了书桌：交通大学的教学规划、铁道研究院的发展愿景、人民大会堂的结构数据、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草图，以及《中国桥梁史》《中国的古桥和新桥》等著作手稿层层堆叠，沁渗着他的心血、汗水和万里跋涉的足迹，交织成新中国建设的壮阔图景。

如今，干面胡同33号院的西洋小楼依然存在，整体建筑基本保存良好，已被列入北京市第二批历史建筑名录，无声诉说着茅以升为新中国建设立下的不朽功勋。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