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摆摊”一词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全国各地纷纷出台政策，放开商贩街边摆摊，给更多的民众提供了就业、谋生机会，受到广大民众点赞。

允许并鼓励街边道旁有序摆地摊，对疫情期间破解民生难题、促进经济复苏意义重大。但是，也有个别媒体不实事求是，把摆摊美化为“高大上”，甚至写出可“每天收入三万元”不切实际的话语，着实让人恼恨。其实，摆摊实为底层民众谋生养家无奈之举，社会发展更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以此带动实体经济兴盛，继而提升全民生活水平，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有感于斯，我作《七律》一首，以表情怀：“疫情更晓庶民艰，理政兴国饪小鲜。且让炊烟接贯地，莫将蠢话鼓喧天。莺歌燕舞晴空碧，日度家居饱饭甜。摊贩非能兴经济，生存总在富康前。”

说起摆摊，勾起了我儿时的种种记忆。改革开放前，摆摊属“资本主义尾巴”，是绝对不允许的，但生存的压力仍然阻挡不了人们用流动“摆摊”的法子养家糊口。这其中，打爆米花和卖麦芽糖，让我记忆深刻。

我儿时在长沙生活，长沙人把爆米花叫作人参米。上个世纪60年代，人们收入微薄，加上物质匮乏，平时很难吃到糖果点心，打人参米则成为孩子们解馋、开胃的快乐时光。只要米炮匠挑着炉子一吆喝，满院的孩子就会抱着脸盆，拿着舀好的一小碗米，争先恐后跑出门，在米炮匠的炉子旁排好一溜队，等着打人参米。

打人参米的铁锅黑乎乎的像只硕大的葫芦，米炮匠把生米倒进锅里，数数加入几粒糖精，用力拧紧锅口后，便把铁锅架在火炉上慢悠悠转动。火炉连着一小鼓风箱，米炮匠一手前后往复拉扯风箱，一手左右来回摇转炉子，间或腾出手来往炉中添煤加柴，时不时瞟一眼铁锅转把上的压力表，风箱扑哧、扑哧响，炉子哐当、哐当转，煤火一闪一闪亮，颇有节奏感、画面感，让我看得如醉如痴。

最激动人心是爆花的那一刻。压力、火候一到，但见米炮匠先把黑锅翘起，放在支架上，然后抖开一条由橡皮和麻布交织编成的厚重大长袋子，再把黑锅伸进袋口，让锅把杆从袋口前端洞眼中冒出，最后操起一根空心铁棍套在铁锅杆上，猛地往后一拉，只听“嘭——”的一声巨响，膨胀的米花伴着浓浓的白烟喷涌，把原先干瘪褶皱的皮麻袋子冲得笔直，涨得充实。接着，米炮匠提起皮麻袋，上下抖动，让人参米聚落袋底，遂解开出口，对准脸盆，一盆雪白、饱满、膨大的人参米便呈现在面前。

此时，空气中弥漫着稻米膨化后的清香，家门口飘荡着孩子们灿烂的笑声。这真是：“钱少食乏饿肚皮，何来点心解馋痞。一声炮响闹街巷，孩童争爆人参米。”

换麦芽糖又是一番风景和快乐。平时，你就要把家人刷牙用完的牙膏皮收好，吃橘子剥下的橘皮以及橘皮上的筋丝晾干，杀鸡撸下的鸡毛、破开鸡胗撕下的黄膜洗净、晒干……然后一一收藏起来。待听到门口传来“钉磕”“钉磕”悦耳的铁板敲击声，就可以拿出那些藏物，跑出去换麦芽糖了。卖糖人有的是挑货担，有的是推小车，麦芽糖通常成整块码放在一块凹陷的木头平板上，糖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白米粉，上面再盖一块厚布遮挡灰尘。

卖糖人会根据你递上的藏物性质、数量和品质进行估价，并根据估价确定可换多少麦芽糖，然后拿出一把厚实的铁刀，将它摁放在糖面的某个位置上，再用一把小铁锤连续敲击铁刀背，把麦芽糖一块块敲下来，以此完成双方的交易。交易过程还可以协商，如果你觉得不公平，可让卖糖人再敲一块予以补偿。若是碰到好心的卖糖人，即使有的孩子无藏物可交换，卖糖人看到孩子眼巴巴地流着口水盯着，常常也会敲下一小薄片麦芽糖，让他解解馋。真的是：“遥记当年味单一，牙膏皮换麦芽饴。钉磕钉磕音犹在，童忆宛若水流西。”

回到今天，打爆米花和换麦芽糖这类流动商贩生意，早已销声匿迹。但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仍然需要用摆摊经营的方式谋生活命、养家糊口。地方政府最大的功德不是追求城市表面的光鲜亮，而是让每一个居民都能通过合法的经营和辛勤的劳动，顽强地生存，体面地生活，期盼地富裕。解禁街边道旁摆摊经营，是执政为民务实的善举，但在放开的同时，既不要“一刀切”，也不应“一窝蜂”，而是应该加强管理、因势利导、合理规范、贴心服务，避免挤占道路、影响交通、弃物污染、噪声扰民、假冒伪劣等老问题再次出现。

我以为，这才是对地方政府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的真正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