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C · 伯纳姆在《科学是怎么败给迷信的》一书中曾经质问道：“当自然科学和卫生科学的成果如此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同样也塑造了一些重大事件之后，我们的文化最后受到科学的影响怎会如此之小。”也许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但是从相反的视角来说，如果我们能够针对自然科学和卫生科学及时地开展好科普工作，那么对科学文化的珍视和培养是否就会内化为个人的自觉行为，并且形成有效的闭环，二者相辅相成，进而推动自然科学和卫生科学的发展。

而实际情况是，科普确实仍然存在着一些有待改善和提升的空间，科学也并没有深入地融入文化之中，“两种文化”的现象依然存在。以医学科普为例，“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成为很多医学从业者耳熟能详的一句名言，如果我们发散性地从科普的角度来理解的话，这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医学科普的问题，就像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说过的那样，“医生有三件法宝，第一是语言，第二是药物，第三是手术刀。”这更加凸显了交流的重要作用。

同时，作为普通公众来说，如果我们缺乏必要的医学知识或者说缺乏健康素养，那么在各种信息的冲击和包围下，要做出更加理性的判断似乎并不容易。

我们从传统媒体上看到的信息往往是有关医学研究领域的某些突破，而实际上这种突破似乎并没有达到媒体报道的那种状况，这种报道似乎也总是会脱离具体的情境，甚至在某些国家这种有关医学研究进展的报道占到了科学新闻的大部分“江山”，因而有学者称之为科学报道的“医学化”。针对此种情况，针对医学和健康的科普就应该是必然要求，否则公众无法获取到对自己有用的科学信息，一来他们不会主动地去阅读科学文献，二来媒体报道也不能给他们提供充分的科学信息。

同时，在新媒体日益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医学科普似乎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人们获取信息途径的多元化也有可能带来某种不适感，因为有些信息是彼此冲突的，这时候作为信息获取者的公众就难以判断，进退维谷。一种普通的疾病可能会搜索出不同的结果来，如果再危言耸听一点的话，有些人可能会被某种常见病的搜索结果“吓死”。而恰恰这个时候，公众才最需要科学、理性、及时的科普。因为这种科普的最终目标不是信息而是行动，不仅仅是想要的有关事物的知识，而是健康生活规则的习惯。

正所谓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医学科普和健康科普也不例外，它也需要医护人员的积极投入和参与，因为他们在其所属的领域里游刃有余，在开展科普方面也可以最大限度避免科学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出现差错，保证科学传播的正确性。同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所，如果你不主动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么一定有人会替你去讲述，而且这些人讲述的故事可能会偏离真相，甚至有时候还会谋财害命，近期有关权健的案例也在很大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与其等待去辟谣，到不如主动地传播科学的知识，杜绝谣言产生的土壤和条件，避免“真理还在穿鞋时，谣言已经跑遍世界”的状况发生。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