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知理

□ 王大鹏

1959年5月7日，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C.P.斯诺在剑桥大学的瑞德演讲上提出了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这在他的演讲中被命名为两种文化。实际上，在这个演讲之前，斯诺就于1956年在《新政治家》中就采用了“两种文化”的说法。斯诺在演讲中表达的主要观点是某种共同文化并不存在，而是割裂成了两种文化，并且这两种文化彼此互不理解，甚至会敌视对方，长期以往会给社会发展带来损失。但科学是可以改善人类社会境况的，那么，解决或者说弥合两种文化隔阂的有力措施就是改革教育。

该演讲一经发表就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说把两种文化的战火蔓延至了众多领域。一些著名的杂志也刊载各方观点和方法，希冀在更广的范围内来探讨两种文化的问题。比如，根据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曹莉老师整理的文章可以发现，美国中央情报局赞助的英国《对决》，在1959年8月以圆桌笔谈的方式，刊载了国际学界名流对斯诺演讲的回应，以期进一步渲染斯诺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重提“两种文化”的现实意义。

《观察者》正面肯定斯诺关于两种文化分裂的命题，揭示了时代的基本危机和知识分子的两难困境。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斯诺演讲的单行本后，又得到各领域学者的关注，多数人称赞斯诺对两种文化分野的“精彩”和“睿智”的定义。《听众》宣称斯诺拉开了科学与文化“伟大辩论”的帷幕，人们对斯诺演讲的重要性已有“共识”。《物理研究所公告》《美国科学家》《自然》等科学期刊表示，欢迎斯诺对科学教育的倡导，并且毫无批评和保留地引用斯诺演讲中的观点，等等。

当然，对斯诺演讲的批判也一直存在，其中最严厉的当属剑桥文学批评家F.R.利维斯，但这不是本文的重点。我们想在这里探讨的问题是两种文化的由来、现状以及如何去弥合。

既然两种文化特指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反思一下，在这两种文化出现之前是什么文化？是否只有一种文化？因为在科学没有专业化和科学家尚未职业化之前，我们似乎难以区分出来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而且在科学建制化之前和之初，对科学感兴趣的人还是会向公众传播科学，就像钮卫星教授在《科学是如何败给迷信的》的译者序中写的那样，“科学人”是那些既从事科学前沿领域研究，又热心科学普及的科学家，他们一般从文化和社会的层面用较宽泛的视野看待科学。他们出版科普书籍，为杂志撰写科普文章，把理性带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只不过，随着科学家有了自己的语言，如专业术语、评价体系等之后，他们与公众的分野才逐渐扩大，并最终形成了学术共同体，进而与公众和社会的距离也越来越大，导致了斯诺口中两种文化的出现，或者可以说两种文化的分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科学人”撤出科普阵地而日益形成的。阿西莫夫说过，科学很明显地日益失去与非科学家人员的接触，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家们几乎被认为是一群巫师了。那么，出现两种文化也是迟早的事。

在斯诺演讲发表有关两种文化60年之际，《中国科学报》“两种文化大家谈”专栏，曾邀约国内著名的科学家、人文学者、教育工作者、管理工作者等发表评论性文章，读来也颇让人受益。同样，在两种文化发表之后，有关这个主题的研究论文和评论也大量涌现，这也成为从不同视角去探讨两种文化的现象以及如何弥合二者鸿沟的重要参考文献。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承认存在着两种文化，而且多年以来，两种文化的现象也并未消失，甚至还有愈演愈烈的现象，那么，我们的前路在何方？

基于此，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第三种文化，并且试图用第三种文化去解决两种文化的困境。虽然第三种文化“科学文化”是向传统人文领地的主动出击，而非两种文化的融合。但是，我们需要两种文化的和解，而且两种文化的“和解”和“融通”是很有希望达到的。

最后，笔者想表达的是，两种文化需要融合与和解，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文化。当然，这不仅需要开展更多的科学传播工作，包括促进科学与其他文化的融合，也包括鼓励更多的科研人员投身科学普及事业，也需要社会各界形成有利于科学传播更好地融入日常生活的生态系统，后者当然离不开人文文化的支撑。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