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知理

自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公众理解科学》报告以来，“公众理解科学”这个术语就逐渐地演化成了一种全球性的运动，迄今仍在科学传播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个词语更多地出现在学术文献中，但是，众多科学传播活动的目的，往往锚定在了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

根据相关的文献显示，或者说更多地出现在政策文本中的内容表明，公众理解科学有着众多益处，比如简·格雷戈里和史蒂夫·米勒在《科学与公众：传播、文化和可信性》一书中就认为，公众理解科学的益处包括对科学本身的益处、对国家经济的益处、对于国家权力和影响力的益处、对个人的益处、对民主国家政府和社会整体的益处以及智力、审美及道德层面的益处，等等。

甚至卡尔·萨根也在1989年10月《大观》杂志中发表题为《我们为什么需要理解科学》（Why We Need To Understand Science）的文章中指出，对科学的无知会威胁到我们的福祉、国家安全以及民主过程……所以，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培养更多的科学家，还要强化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实际上，这其中隐含着一种假设，那就是笔者在以前的专栏文章中介绍过的“缺失模型”，即公众对科学理解的越多，他们对科学的态度就越积极，因而也就越有可能做出理性而明智的决策。但是后续的研究发现这种线性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微弱的，更多的内容会在后续专栏中专题讨论。

2001年，史蒂夫·米勒在《公众理解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处于十字路口的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at the crossroads），作者表明十多年来改善“科学素养”的努力（从1985年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到2000年的《科学与社会》报告）似乎收效甚微。该如何来阐释这种现象呢？科学共同体“把他们的信息传播出去”的努力失败了吗？公众对科学上的事情兴趣不足吗？抑或是公众和科学家之间的关系要比测量模型所显示出来的更微妙吗？我们可以基于这篇文献来探讨一下“公众”“理解”与“科学”。

谁是“公众”？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术语，而且在公众与科学家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二分法，因为离开自己专业领域的科学家也可能是普通公众的成员，这可能就是科林斯和埃文斯口中的“合法性问题”，即科学家只能传播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即便我们用二分法区分了公众与科学家，我们也必须承认公众是一个异质且多元的存在。比如有大量的调查表明，一般来说，受访者在总体上对科学和技术的态度是积极的，但是一旦涉及到具体的议题，他们的态度就会极化，那么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公众呢？再比如，同样是科学传播对象的受众又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2011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调查中就把这些人分成了几个群体：自信的参与者，存疑的参与者，晚期采用者，关注者和漠不关心者，等等。

怎么“理解”？这可能意味着各种不同的正式知识或非正式知识，但也可能是许多其他的东西，或多或少和建构密切相关，包括意识、兴趣、专注，甚至是同情。而莱温斯坦在《二战后美国的“公众理解科学”的含义》（The meaning of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World War I I）这篇论文中指出，美国战后的公众理解科学中的“理解”，实际上是公众“欣赏”科学。同时“理解”也应该是彼此的，在呼吁公众“理解”的同时，也有必要关注科学家的“理解”，尤其是对公众的“理解”。

实际上，大量的研究表明，公众并不是对科学一无所知的空瓶子，而且他们在科学上的态度和看法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既有知识、价值观、情感等，这些都是科学传播活动过程中需要关注的，否则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这也许就是克里斯·穆尼（Chris Mooney）撰写《科学家真的理解公众吗？》（Do Scientists Understand the Public）一文的原因所在。

什么是“科学”？起初我们强调的是科学知识，后来又依次地补充上了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或者说这里的“科学”变成了一种特定的科学，基于科学的技术以及科学探索的全过程。实际上可能还远不及此，它还应该包括“正在制造的科学”（the making of science），或者说研究成果，因为这些研究成果尚未变成科学，或者说是对科学和技术的利用。但是，我们会在很多有关科学传播的场景中看到这样的内容，它们显然也被列入了需要理解的“科学”的行列。

综上，公众理解科学这个术语的每个词汇（公众、理解、科学）都有内在的多种可能性，所以也就不难明白这三个词汇合成的术语遭受到了很多争议与讨论，但是要真正地考察其历史源流与发展过程，就远远超出本文的篇幅和作者的能力之外了。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