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涌现出了一大批以张文宏医生为代表的“网红”专家，他们获得了大量粉丝的关注，而且他们的很多言论也成为各种媒介竞相报道的话题和主题。实际上，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种现象背后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信任。或者说，是什么让他们赢得了公众的信任？以及公众对科学和科研人员的信任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左右？

应该说，信任是科学传播中一个重要的话题，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考察的主题。有学者将信任描述为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双方愿意承担风险并且对他们未来的相互作用不知会是什么样子的不确定性表示接受，还有学者把信任视为一种脆弱的意愿。同时，也有学者把信任视为认为某人是正确的（根据对他们未来意图的评价）。布罗萨德和奈斯比特等人对信任进行的概念化强调在科学共同体中顺从或者依赖决策者来了解并采取最好的行动。当然，我们应该承认，没有机构、组织或者专家在所有议题上都会普遍地得到信任。

从研究的视角来看，在将科学大众化进行人为划分几个阶段的文献中，目前所处的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阶段实际上面临的是信任的缺失，也就是从传统科普中的知识缺失到公众理解科学中的态度缺失，再到当前的信任缺失。甚至有学者主张，当前人们越来越不相信专家，但是在很多科学报道中却会引述专家的看法。

一系列调查显示，各国公众对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和技术的态度较为积极，但是涉及到具体的议题，比如气候变化、转基因、纳米技术，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就会出现极化。根据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那些信任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家的人，与那些在争议性议题——比如儿童疫苗、气候变化和转基因食品上信任科学家的人之间是存在着差别的。这也表明公众对科学和科学家的相信并不等同于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任。因而科学传播的“最基本的目标是同社会或者其核心成员建立一种基于信任的稳固且深层次的关系。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并经过时间的考验，科学与社会之间不可避免的隔阂才有可能被弥合。”同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公民对科学的看法和信任会受到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启发法、认知捷径、既有知识、价值观、意识形态等等（在本专栏第一篇文章中有所阐述），如果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没有系统化地思考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信任的缺失。

所以，对信任的关注是当前开展有效的科学传播工作的一个重要维度，因为“再也不能忽视公众的参与了，科学家在对复杂问题上无力给出简单的是或否的答案，只能让人们去寻找那些可以提供简单答案的人。如果人们更好地理解了科学是如何运作的，不信任可能就会少很多。”而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张文宏等医学专家获得公众广泛关注的一个原因，他们并不是给出简单的答案，而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了专业上的知识，并且将这些知识进行了情境化。也就是说，公众会基于对个人的信任而去进一步信任他们所传播的内容，这是一种非常值得关注和考察的现象。

《科学传播期刊》（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在2016年专门组织了一个专题，探讨科学传播中信任的问题。比如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人实际上并不直接地接触科学，而他们的科学信息绝大部分来源于各种媒介，或者说是从对科学进行的传播中来了解科学的，所有他们对渠道以及科学传播的信任会影响到他们对科学的信任，也就是说科学在媒介上的表征会影响到公众对科学形象的认知。提出了“科学媒体化”的概念的德国学者魏因加特等人甚至认为，科学传播实际上成为了一个场域，而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会在这个场域里争夺注意力和科学传播的界定权。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获得了公众的关注就有助于获得信任，反之亦然。

同时，我们也可以把信任看作是一种社会资本，它具有资本的性质，会增值也会贬值，当然，这种资本的增值较慢，贬值则可能是一瞬间的事情，而一旦贬值，那么恢复起来则“难于上青天”。所以信任是开展科学传播的前提，如果没有信任，那么科学传播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也就是说有效的科学传播要从建立信任开始，而不是上来就大谈特谈科学。如果双方不能建立起信任关系，那么出现的后果就是“对牛弹琴”“驴唇不对马嘴”，毕竟“在开口之前，必须学会倾听。要让你自己被别人理解，你首先要理解别人。”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