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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安·梅德韦茨基和琼·利奇在她们2019年的专著《科学传播伦理学》（An Ethic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一书中讲过一个案例。身体健康的詹妮佛因为自己的祖母在年轻时死于乳腺癌，所以她决定去检测已知会增加这种疾病风险的两个基因。一个基因顾问建议她也检测一下与各种癌症相关的20个其他基因。检测结果“很离奇”。她的乳腺癌基因没有变异，但是在一个与胃癌存在较高风险的基因上存在着变异，但是她并没有家族遗传史。而在有这种疾病家族史的人群中，那种变异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没有生病的患者也往往会被建议做胃切除手术。因而詹妮佛不知所措。

这实际上涉及一个问题，那就是知识越多越好吗？又或者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有关科普伦理的问题。

传统上，我们认为，知识本善，知识越多越好，为了知识而学习知识是值得的。不仅知识是好的，而且追求知识也同样是好的。我们应该把追求知识作为我们所从事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相反，无知是不好的，知识让我们摆脱了无知的枷锁。学识渊博是好的，而愚昧无知则是不好的；学识渊博是合乎道德的，保持无知则是不道德的。但是从上述詹妮佛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情况似乎并不如此，因为有些知识对于某些人来说并不是必须要掌握或者理解的，甚至反而这会增加人们的认知负担，给人们带来困扰。这是一个科普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伦理问题，因为科普不是“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当然，我们不是在此否定知识的价值，因为“知识就是力量”，而且“这种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知识只有在所需之人的身上才能发挥它应有的力量和价值，或者说知识发挥作用需要恰当的情境和必要条件。如果“所托非人”，那它必然无法发挥作用。这也是我们一再强调科普要搞清楚目标对象的原因所在，如果目标对象不明确，这样的科普也难以发挥作用，甚至无异于“盲人骑瞎马”；而且搞不清楚科普的目标对象，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科普伦理的违背，造成了传授双方的错位，也浪费了很多社会资源。

有学者提出一个叫“知识的诅咒”的术语，此外还有一本叫《知识的错觉》的著作，实际上，把二者放在一起进行对比会更有意思，因为“知识的诅咒即我们倾向于认为吾之所想即人之所想。在知识的错觉中，我们倾向于认为人之所思即吾之所思”。从这两个词语所隐含的哲理来看，科普伦理的问题也暗含其中，毕竟“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简单来说，就是不能“以己度人”，而要“欲让人从己，必先己先从人”，积极倡导负责任的科普。

在自媒体时代，科普伦理问题尤其需要关注，回到开头的那个故事，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敦促我们去思考知识是否多多益善。我们经常会在各种微信群中或者朋友圈中看到分享科学相关讲座的链接和消息，但是很多内容实际上并不能算是普适性的，只是针对特定用户群体的，那么这样的内容是否需要所有人都去关注，去了解？比如，针对某种特定疾病及其治疗方法的宣讲。我们是否也陷入到了知识的错觉和知识的诅咒这两个“陷阱”之中难以自拔？

因而，有必要把科普伦理问题或者说科普伦理的原则，作为开展科普实践和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贯穿始终。一方面，向科普从业者传播扩散科普伦理的有关内容，另外一方面在科普工作过程中践行科普伦理。

当然，国内对于科普伦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而需要在各个方面不断摸索，找到一条适合本土科普情境的伦理指导原则和规范，让其成为所有科普从业者践行的准则，强化科普伦理意识，发挥科普的价值，用向善、负责任的态度开展科普工作。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