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史学科三老漫画像，从左至右分别为李俨、钱宝琮、严敦杰（王渝生画）

余生趣潭

中国有历史悠久的科学文化，也有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中国科学史研究发端甚早，自汉唐以来两千余年。而专门的科学史著作，至迟出现于宋代。现代科学史研究则始于20世纪初。

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建制化是在1954年9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研究委员会，竺可桢（1890-1974）任主任委员，叶企孙（1898-1977）、侯外庐（1903-1987）任副主任委员。10月，叶企孙即到历史所招兵买马，又调中山大学天文系毕业、已在科学出版社任编辑的席泽宗来专攻中国天文学史，从而在历史所内筹建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组。

1955年初，李俨（1892-1963）自陇海铁路局调入，科学史组才独立开展活动。李俨欲调钱宝琮（1892-1974）、严敦杰（1917-1988）来，很费周折。钱宝琮当时在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授，高教部不放人。还是竺可桢利用一次同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在周恩来总理处议事的机会当面提出要求，得到周恩来的首肯，杨秀峰才答应的。严敦杰当时在石油部任财会科长，也是竺可桢写了三封信后，石油部才放人的。1956年，钱宝琮、严敦杰都相继调入，当年年底，科学院第28次院务会议通过决定组建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1957年元旦正式成立，李俨任室主任。这就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前身。

1978年，我考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严敦杰先生。严先生給我讲了以上的往事，还讲了他同李俨、钱宝琮之间的交往。抗战期间，钱宝琮的藏书尽毁于故居嘉兴。他任教的浙江大学西迁，浙大分校在贵州湄潭开学。1941年11月15日，钱宝琮致函给当时在西安的李俨，称因缺乏中算书，“参考无著，欲购置中国数学旧籍之用，但此地旧书铺绝无仅有，中国数学旧书更无法访问，徒唤奈何”。信中希望李俨藏书中的副本割爱出让，则“敝校师生无任欢迎，至弟本人受赐尤多”。李先生于12月15日致函给当时在重庆的严敦杰，说：“事关学术，除一面于西安代为收罗若干外，其重庆、成都方面可否由兄代劳。”严先生接信后，立即在重庆的旧书店寻找了些古算书寄去。李俨的“事关学术”四个大字，真是掷地有声，令人肃然起敬。

李俨比严敦杰年长25岁。严敦杰幼失父母，从小自立，19岁开始发表中国数学史论文，受到李俨重视。他们自40年代初开始频繁通讯联络（当时李俨在西安，严先生在重庆）。讨论学术问题时彼此称兄道弟，虽可谓忘年之交，但并不知对方年龄。李俨的公子在重庆念大学，李俨将其子的生活费寄给严敦杰，嘱李公子到严伯伯家取用。李公子按门牌号数找到严先生家，敲开门见是一位20多岁的青年人，便往门内张望：“我找严伯伯。”严敦杰一愣：“哪个严伯伯？”李公子：“令尊大人。”严敦杰大惊：“家父过世了。”李公子大恸：“怎么前几天还有信给我父亲，竟然去了！”严敦杰大骇：“家父去世多年，如何能给令尊去信？”半晌功夫，李公子才恍然大悟，心想弄错了，忙问严先生名讳，才知是一场误会。原来，严敦杰和李公子只相差两岁！

李俨、钱宝琮都是自幼习算，二三十岁就有数学史论著发表。严敦杰早在19岁时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数学史论文《中国算学家祖冲之及其圆周率之研究》，39岁调入中国科学院任副研究员，结束了他20年来业余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历史。李俨、钱宝琮和严敦杰是中国科学史特别是数学史现代研究的开创者。著名数学家吴文俊（1919-2017）称“严敦杰先生与自学成名的华罗庚容可相提并论”，“论成就则是可与李俨、钱宝琼鼎足而立”，对严敦杰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作出了崇高的评价。

严先生1982年因患脑溢血致半身不遂，但仍坚持笔耕不辍，著述颇丰，还抱病指导我完成博士论文和答辩。1987年严先生去世。数学家孙克定送的挽联“苦学成高名，业绩与先贤并列；久病勤著书，遗志付后学继承”是对严敦杰一生的写照，也表达了我们的心声。

前辈筚路褴褛，吾侪薪火相传，要把老一辈科学史家开创的科学史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