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年号与汉字文化圈
□ 王渝生
来源:科普时报 2021-02-28

余生趣潭

前几天,利用清明节假期,全家老小祖孙三代到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京都奈良一带旅游观光,寻胜访古。自京都去岚山的小火车途中,经御殿山,见一位着和服的日本少女,在烂漫的樱花树下,在日式灯笼旁,举着一块写着“令和”的牌子,昭示自5月1日起使用这个新年号。

根据典籍记载,在中国历史上,使用年号的传统最早源于西汉武帝刘彻于公元前140年釆用第一个年号“建元”,而日本年号的使用借鉴自古代中国,其最早的年号出现在7世纪,也就是中国唐朝时期。公元645年,日本以“大化”作为年号,开启了日本年号的历史。

“大化”两字来自中国《易经》中的“大化流衍,生生不息”。此后的1300年来,日本历史上的247个年号均出自中国典籍,一直至今。

今年5月1日,日本将结束“平成”时代,正式启用“令和”年号,被认为出自日本古籍公元8世纪成书的《万叶集》中诗句“初春令月、气淑风和”。经查我国东汉张衡(公元78-139年)《归田賦》中“仲春令月,時和气清”的句子,比《万叶集》早了好几百年。

其实,日本人不必在意用不用中国典籍。在文化史研究中早就有了“汉字文化圈”的说法。

日本学者西嶋定生(1919-1988)给出的“汉字文化圈”的构成要素是:以汉字为传意媒介,以儒家为思想伦理基础,以律令制为法政体制,以大乘佛教为宗教信仰等等作为共同的价值标准。这个归纳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

东京大学历史学者本郷和人在接受朝日电视台采访时指出,汉字文化圈是指历史上受中国及中华文化(或汉文化)影响、过去或现在使用汉字、并曾共同使用文言文(日朝越称之为“汉文”)作为书面语、受中华法系影响的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文化、地域相近区域。亦是指中国以及历史上曾受中国皇帝册封或曾向中国朝贡的周边国家或民族。这些中国周边的国家或民族以文言文作为交流的媒体,从中国历代王朝引进国家制度、政治思想并发展出相似的文化和价值观。

日本与中国的在南北朝时期就建立了朝贡关系。根据南朝史书的记载,倭五王的倭国继百济、高句丽之后,在五世纪中与南朝建立朝贡关系的第三个。 公元538年佛教由百济传入日本。同时期,中国的儒教、易学、历算、医学,亦先后由百济传入日本。西元7至9世纪,中国进入隋唐时代,日本逐渐进入主动、直接吸收中华文化的时期,是历史上吸收中华文化最多、最快的时期。

从西元607年初次派“遣隋使”至中国,往后250年间,遣使不断。透过使节来华的留学生、学问僧,唐代文化大量传入日本。 天皇名称、“日本”国号的确立、中央体制、地方制度、考试制度、土地田赋制度等,日本多以唐制为蓝本。奈良、京都受唐式文化影响深远,此两京的建筑系仿自唐代的长安城。 日本人借用汉字偏旁发明“片假名”、根据汉字草书发明“平假名”。 奈良时期,中国的成实、三论、法相、俱舍、华严及律宗传入日本。至京都时期,在传入天台与真言(秘宗)后,完成了大乘佛教的东传。 艺术、娱乐方面,唐朝各项艺术娱乐传入日本,如围棋、书法、音乐、舞蹈等经过消化改造,已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例如,唐代著名的鉴真和尚(公元688-763年)14岁时在扬州出家。由于他刻苦好学,中年以后便成为有学问的和尚。公元742年(唐天宝元年),他应日本僧人邀请,先后6次东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754年到达日本。他留居日本10年,辛勤不懈地传播唐朝多方面的文化成就。他带去了大量书籍文物。同去的人,有懂艺术的,有懂医学的。他们也把自己的所学用于日本。鉴真根据中国唐代寺院建筑的样式,为日本精心设计了唐招提寺的方案。经过两年,唐招提寺建成,成为日本著名的佛教建筑,完整地保留至今,留下了一段中日历史上科技文化交流的佳话。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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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渝生
科学史家,科普名家,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专家简介
王渝生,1943年重庆生人,1966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科协副主席、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科技馆研究员、原馆长、党委书记。著有《自然科学史导论》、《科学寻踪》《科技百年》《中国算学史》 等,荣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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