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趣潭

“侯官王绶琯，1923年生于福州，童年客寓上海，少年时负笈黔蜀间，青年时游学英伦。始修造船而酷好天文。终以自学致天文为终身业。1953年以还，先后服务于宁、沪、京天文台。于今历40载。齿落发童而意犹未止也。”

这是王绶琯（1923-2021）在1993年古稀之龄时写的自述片段，既是白话，又像古文，清晰明了，言简意赅。大科学家颇具文学水准。

侯官，旧县名，今闽侯县，乃八闽首邑，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王绶琯生长于此，自幼酷爱诗书，然少年时代由家族安排始学航海，后转造船；青年时考取公费留学，赴英国皇家格林尼治海军学院深造。机缘巧合，学院与著名格林尼治天文台为邻，王绶琯自觉天空比海洋更为广阔深遂，使他对天文学激情似火：“浓浓的兴趣之火，在心中燃烧，坐立难安”，于是给时任伦敦大学天文台台长格里高利写了一封求职信。格里高利接受王绶琯进入伦敦大学天文台工作。从此，一双天文学家的“大手”和一双未经专业训练的“小手”握到了一起。这大概是日后王绶琯萌生“大手拉小手”青少年科普俱乐部的缘头吧！

“刚接触新的学科，一切都从头做起。”当时，王绶琯主要担任晚上8点到早上4点的夜间实测。漫漫长夜，举目看着满天的繁星，王绶琯思绪万千，诗兴大发，大有古风韵味，如《归路》：“独客寻归路，低天孤一星。步声碎鸟语，返照媚山青。幽意流成唱，所思其或聆。郁陶徒四顾，向晚风冷冷。”

半个世纪后，年近八旬的王绶琯老人撰文回忆：“那时我在伦敦大学天文台，地处伦敦西北郊，四周的田野很平很阔，一条公路从伦敦伸过来，很宽很直；白天望过去，沿路的车像是一阵阵连发的火箭炮，频频交火。黄昏后，夜色罩下来，朦朦胧胧，路就像是一条笔直的运河，把岸两旁脉脉的思绪送往天的另一边……”

文字自然优美，行云流水，读来如见其人。

1953年，王绶琯于三十岁而立之年回国，先后就职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北京天文台，历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台长、名誉台长。王绶琯开创了中国射电天文学观测研究，提高了中国授时讯号精度，推动了天体测量学发展，研制出多种射电天文设备，贡献卓著。1980年，57岁的王绶琯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5年担任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之后任名誉理事长。

1993年，紫金山天文台将国际编号为3171号的小行星命名为王绶琯星，以祝贺他70大寿。

1998年，75岁的王绶琯联名60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科技专家倡议组织并成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他多次在中学、科技馆、天文馆讲演、座谈，编著了一系列青少年科普读物。他寄语青少年：“勤学而好问，务实以求真；敏思而笃志，温故以创新。”这短短20字的五言诗，高度概括了青少年在科技学习和实践中的精髄。

回忆我去王老家请教和请他莅临中国科技馆指导工作的往事，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00年12月31日24时，王老以78岁的高龄在中国科技馆二期新展厅同青少年一起辞旧迎新的动人场景。

王绶琯在科学史研究方面也给予了我诸多帮助和指导。在著名科学史家席泽宗（1927-2008）追思会上，与席泽宗曾为邻居、有着多年交往的王绶琯动情地说：“席泽宗院士除了在科技史上的卓越贡献之外，还是一位用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辛勤灌溉现代科技园地的耕耘者。他反对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观点，说明中国古代不是没有科学，只不过相对一向为人熟知的西方科学，在思想、方法上有着一定差异，而两者在重要性上是完全不分伯仲的。”他还出席英年早逝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原所长陈美东（1942-2008）的告别仪式，他对我说：“我比美东年长20来岁，我今天是80多岁的白发人送60多岁的黑发人，心里好难受。你们要好好保重身体，把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多多挖掘出来，让世界知道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

王绶琯的科普教育工作，有他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具体的操作方法。根据普及的对象和内容，他认为：“第一，全体公民基本科学素质的提高，以广大的初中学生群体的工作为切入点；第二，科技精英后备队的科学素质的培育，以有志于科学的优秀高中学生群体的工作为切入点；第三，各级政府领导层的科学素质的提高，以科技论述和科技信息的沟通和评判为切入点。”真知灼见，至今仍启迪后人。

“浮沉科海勉相随，高吟浅诵天籁间”，这正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