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忆谭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女娲初一至初七创造了“六畜”和人。

初一造鸡：象征家禽繁衍，为六畜之首。初二造狗：作为早期驯化动物，代表人类与动物的协作。初三造猪/羊：部分传说初三造猪，如《占书》记载，也有版本记为羊。初四造羊/猪：与初三的记载存在地域性差异。初五造牛：这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象征。初六造马：用于运输和战争的关键动物。初七造人：女娲用黄土仿自身形象造人，并确立男女婚姻制度，此日被称为“人日”。

人类驯养“六畜”至少已有上万年历史，先后驯化了鸡、狗、猪、羊、牛和马等牲畜。其中，猪的驯化在我国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我国古代先民最重要的家畜和肉食来源，还同时为人们提供了动物油脂、皮革等重要生活资料。

猪屡屡被写入文学作品，《诗经·大雅·公刘》云：“执豕于牢，酌之用匏（páo），食之饮之，君之宗之”，描写的是杀猪饮酒的生活场景。北朝民歌《木兰诗》中亦有“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之句。

现有的动物考古学和分子生物学证据证明，我国的猪类驯化是多地起源的。目前我国最早的家猪骨骼标本出自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第一期，其年代可追溯到距今9000年左右。

判断野猪是否被驯化需要系列依据。其中一个重要的证据是齿列扭曲现象。这是因为古人在驯化猪的过程中，控制其活动范围，使其获取食物的方式也发生变化，家猪不需要像野猪那样用鼻吻部拱地掘食，导致吻部和头骨长度缩短。由于牙齿尺寸的改变比下颌骨稍慢，就会产生齿列扭曲的现象。这在贾湖遗址出土的标本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这种骨骼形态变化需要较长时期的积累，故而表明我国家猪驯化的时间还可往前追溯。

人类对野猪的驯化技术也在不断改进和完善。“选种”是其中关键的一环。古人通过长期的观察和实践，总结出了一套选种的经验。北魏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就介绍过选种和繁育有关经验：“母猪取喙短无柔毛者，良。”

圈养也是驯化猪的重要手段。野猪原本生活在野外，自由奔放。为了更好地控制和饲养野猪，人类将它们限制在设置的环境，也就是圈养。圈养不仅改变了猪的运动机能，使其运动量大幅减少，体格也逐渐发生变化，而且还影响了它们的习性。在圈养环境中，野猪一代又一代地繁衍，逐渐失去了原本的野性，变得更加温顺、易于调教，最终成为家猪。

为改善猪肉的品质，古人还发明了阉割技术。这一技术的出现，不仅除去了猪身上的腥臊味儿，使猪肉的肉质更加鲜美，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猪的生长发育和性格。从汉代之前的火骟法，到西汉采用的水骟法，再到魏晋南北朝诞生的掐尾技术，阉割术随着时代的发展一步步精进，为家猪的驯化和养殖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目前所知，我国南方地区最早出现家猪的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城区西南的跨湖桥，其家猪驯化时间距今已有8500年左右。多地独立驯化，也使各地的家猪品种有所区别。距今7000年左右，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淮河与长江流域，饲养家猪的地点逐渐增多。

自1980年以来，我国的养猪业从早年的“家家户户养几只”到现在的“上规模”，可谓是变化万千。如今，大型养猪场犹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养猪的标准化、规模化和科技化，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