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的光芒穿越千年而不减。他以《赤壁赋》写尽天地哲思，以《水调歌头》道破人间离合，以《念奴娇》唱响千古风流；他还是治水能臣，在杭州疏浚西湖筑苏堤，在徐州抗洪护城守民生，在惠州引泉凿井惠百姓；他是精神楷模，黄州烟雨中笑看平生，惠州瘴疠（zhànɡlì）间笔耕不辍，儋州蛮荒处教化黎民。其笔下，有“大江东去”的壮阔，也有“淡妆浓抹”的雅致；其治水，兼具“顺应自然”的智慧与“以工代赈”的仁心。
江河入词：苏轼笔下的涉水意象及民生关切
这位生于天府之国的文人，自幼与水结下不解之缘，苏宅老井的甘甜与门前屋后水渠的清泉，滋养了他对水的特殊情感。他的作品既展现个人精神世界的超脱，又扎根于现实社会，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的雄浑壮阔，也有“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饮湖上初晴后雨》）的婉约清新。
苏轼留下了大量与水利相关的诗文作品，《熙宁防河录》《禹之所以通水之法》《钱塘六井记》等水利专论，展现了苏轼对治水技术的深入研究。熙宁十年（1077年），黄河在澶（chán）州曹村埽（sào）决口，洪水泛滥，当时正任徐州太守的苏轼组织领导了徐州的抗洪抢险工作。事后，他以《熙宁防河录》详细记录此次抗洪过程及经验教训，生动地展现了抗洪救灾的紧张场景和官员与民众齐心协力、共渡难关的精神风貌。
苏轼在《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中强调治水应未雨绸缪、立足全局。应借鉴大禹治水的经验，遵循其规律，并考虑人情。他的《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更是古代水利奏章的典范，文章从五个方面论证了西湖的不可或缺：保障城中饮水、灌溉千顷良田、供应酿酒用水、维持运河水位、提供降水调蓄，这种系统论证的方法体现了苏轼治水的科学态度。
他的诗歌题材广阔，心系百姓，在《东坡八首》中，他亲自垦荒，写下“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以农耕细节表达对劳动者的尊重；《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将人生无常升华为豁达境界。《吴中田妇叹》“眼枯泪尽雨不尽”直击灾民疾苦；《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记录与民同乐的朴素情怀；《禹之所以通水之法》阐释“疏堵结合”的治水哲学；《河复》诗序详细记载徐州抗洪的技术细节；《熙宁防河录》将治水经验上升为理论总结。将水利工程带来的民生改善转化为文学意象，既能看到艺术升华，也能读出民生关切。
在苏轼笔下，江河湖海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是历史变迁的见证者与人生哲思的载体。《满江红·东武会流杯亭》以城南新堤水利工程为背景，描绘了暮春时节密州城南流杯亭的曲水流觞盛况，“东武城南，新堤固，涟漪初溢”，将新筑堤坝与泛觞流水的雅事结合，治水成功的喜悦溢于言表，不仅是苏轼对暮春景色的细腻描绘，更体现了他作为地方官治水为民的民生情怀。
治水功绩：苏轼宦海生涯中的兴水实践
苏轼的治水生涯始于青年时期任杭州通判时修复钱塘六井，终于晚年谪居惠州时引泉凿井。治水兴水几乎贯穿他工作历程的始终，他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解决了一系列水利难题，留下了丰富的治水实践与理论思考。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第二次任职杭州，面对“西湖已堙（yīn）塞近半，旱期无益灌溉，涝期流溢害田”的局面，实施多项治理措施：利用灾年“以工代赈”募民开湖，既解决灾民生计又完成水利工程；利用葑（fènɡ）泥筑堤变废为宝；种植菱角抑制葑草生长同时获取经济收益；顺应物候规律选择四月底开工；将挖出的葑泥筑成贯穿南北的长堤（今苏堤）；在湖中设立三座石塔（后发展为“三潭印月”景观）作为“生态红线”，划定水域保护范围。
苏轼的治水智慧还体现在对不同地域水利问题的灵活应对上。在杭州，他修复六井解决居民饮水问题，初期用竹管引水但易腐烂，后采纳僧人子珪（ɡuī）“以瓦管替代竹管，外以石槽围裹保护”的建议，改造后的供水系统使用寿命显著延长了。在颍州，他兴修沟洫（xù）帮助灾民度过灾年；在惠州，他设计了以竹管引山泉入城解决百姓的饮水难题；面对吴中地区因松江淤塞导致的水患，他提出通过增加桥拱疏水通道恢复江流速度，利用水的自身力量冲刷泥沙的方案。苏轼深刻认识到“吴中本江海大湖故地，鱼龙之宅，而居民与水争尺寸”，指出当地的水患根源在于人类活动挤压了水的生态空间；对于河流治理，他强调自然状态下的“江水迅驶”能够自行涤去泥沙，而人为筑桥修路导致的“江流软缓”才是淤积根源。这些都体现出苏轼因势利导，以最小干预达到最佳效果的治水思路。
苏轼始终考虑便民惠民：扩大西湖供水区域供居民日常使用；用葑泥筑堤解决“环湖往来，终日不达”的交通问题；引泉建桥解决百姓饮水和安全之忧。在杭州他巧妙利用潮汐规律，设置堰闸使“江潮只入茅山河”，待“潮平水清”后再引清水入盐桥河，这样既避免城区河道淤塞，又减少浚（jùn）治成本和扰民之患。苏轼的治水工程不仅解决了杭州的民生问题，还塑造了西湖的景观格局，使其成为世界级文化遗产。
旷达乐观：苏轼随遇而安、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苏轼一生屡遭贬谪（如“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却始终以“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态度面对苦难。在黄州写下《定风波》《赤壁赋》等名篇，将困顿升华为对宇宙人生的思考，展现“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淡然。他提出“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强调心灵的自由胜过环境的束缚，贬谪岭南时，仍能“日啖荔枝三百颗”，在儋州办学教化百姓，将流放地变为文化传播的土壤；在《赤壁赋》中借水月之喻阐释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体现对生命有限性与宇宙永恒的领悟；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环境越来越恶劣，但苏轼总能以超然的心态面对，他接受无常，但不被无常打倒；他能在粗茶淡饭、山水自然中发现美，如贬谪黄州时研究出“东坡肉”；他既积极入世，为官造福百姓，又超然出世，“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把平淡艺术化，把苦难审美化，淡淡地品味“人间有味是清欢”“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他的许多诗文洒脱豁达，不仅道出了智者的孤独与坚守，也展现出了鲜活的生命力。
（作者马爱梅系中华水文化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工业科普创作专委会主任，李元祯系北京市朝阳区赫德学校学生）
==============================
延伸阅读
苏轼在徐州抗洪记
苏轼在徐州任职时，遇到黄河决口的特大洪灾。据史料记载，熙宁十年（1077年），洪水围困徐州城，水位高达二丈八尺，“洪水包围徐州城，四野俱被漂没”，形势危急。面对汹涌而至的洪水，他表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与抗洪智慧。
苏轼“亲率兵民修城固堤，护一城生齿”，采取了三项关键措施：一是增筑城墙，巩固城防；二是创设“木岸”工程，用木桩加固堤岸；三是洪水退后修筑十里长堤以防未来水患。其间，苏轼不仅组织五千民工加固城墙，还亲自登上城楼，日夜巡查险情。他“布衣草履，以身帅之，与城存亡”，甚至露宿城头，以示与徐州共存亡的决心。他的行为极大地鼓舞了军民士气，使全城上下团结抗洪。按照宋朝制度，地方官无权调动禁军，但苏轼在紧急情况下，亲自说服禁军将领参与抗洪，禁军的加入大大增强了抗洪力量，最终在城东南筑起一道长堤，这场持续70余天的抗洪斗争最终取得成功。
洪水退后，苏轼并未松懈，而是上书朝廷，请求拨款修建永久性防洪堤坝。最终，他主持建造了徐州城南的“苏堤”，并在堤上修建黄楼。
苏轼的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挽救了徐州城，也体现了他的治水才能和爱民如子的为官风范。这场抗洪战役后，苏轼在黄楼举办文人雅集，邀请秦观等作《黄楼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