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讨教，鼓励“新人”大胆探索

“彭公是一位虚怀若谷、心地光明、厚待他人、善育良才的大科学家。”这是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贺贤土对彭桓武院士的深情回忆。

1963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进入非常紧张的阶段。刚参加工作不久的贺贤土被安排做“原子弹过早点火概率问题”的课题。“过早点火概率”是评估原子弹爆炸失败风险的重要问题，接受新任务的贺贤土十分振奋，但面对各种复杂现象，一时无从下手。他就鼓起勇气，去请教彭桓武先生。

被科研人员尊称为“彭公”的彭桓武，当时已是第二机械工业部北京第九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理论研究的负责人，但他没什么架子，经常到办公室了解工作进展，工作人员他都认识。作为“新人”的贺贤土找他，彭桓武不但不觉得被打扰了，反而很高兴。彭桓武对“原子弹过早点火概率问题”也非常感兴趣，就鼓励和指点贺贤土：“那个非线性积分-偏微分方程有点怪，你不要害怕，大胆往下做。”

彭桓武是大物理学家，不仅对物理概念的理解精准透彻，而且数学功底非常好。他给贺贤土演示，在解复杂微分方程时，先估计方程各项的量级，然后砍掉一些项，最后居然将其解出来了。

那一次，彭桓武还轻轻地说了一句话，让贺贤土豁然开朗。

彭桓武说，“3与1之比，3就是无穷大”。也就是说，如果一项是1，另一项是3，可以把1的那项去掉，方程就容易解出来。虽然这种结果是近似的，但由于抓住了主要物理过程，也就抓住了物理本质，会对深入分析物理规律起到重要作用。

彭桓武的这套方法叫“粗估”。“粗估”是核武器理论研究早期工作的一项“利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还没有高性能大型计算机时，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的专家们在分析物理问题时，善于运用量纲和量级分析技巧，对复杂的物理问题作近似处理，使用各种粗估方法。如彭桓武的多种粗估公式，邓稼先和秦元勋的威力粗估公式等。粗估和精确计算相结合，成为核武器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

粗估方法对贺贤土启发很大，“我好像一下子就开悟了，领会到良好的科学思维是如此的关键。慢慢的，我也建立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科学思维方式，就是抓主要矛盾。”

这套思维体系不但指导贺贤土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过早点火概率”研究，还指导了他后续第一颗氢弹、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相关研究任务，突破了中子弹理论关键，并领导建立了中国独立自主的激光驱动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体系。

彭桓武见贺贤土好学，便要他加强数学功底，研读一本自己在英国留学时读过的书，即《现代分析》。贺贤土下班后马上坐公交车进城，在书店买来一本影印版的二手书，通过刻苦攻读，做了书中很多习题，自己也学到了很多近似处理方法，自称“一辈子得益匪浅”。这本书至今仍保留在贺贤土的书架上。

没有什么架子，从不居功自傲

在氢弹理论突破时期，彭桓武和其他专家倡导学术民主，那时研究所里的民主气氛十分浓厚，经常召开学术讨论会。不论是大专家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每个人都可以上台去讲氢弹的相关理论，每个人也可以对别人的设想提出不同意见。彭桓武特别注意鼓励年轻人，还点名让年轻人发言，只要言之有据，就会夸赞：“很好！”

贺贤土记得，有一位年轻人在讲台上作报告，彭桓武坐在讲台下面听。听到某处，彭桓武插嘴说了两句，那位年轻人说：“彭公啊彭公，您的思想已经包含在我的思想中了！”在场的听众哈哈大笑，那位年轻人顿时变得不好意思，但是彭桓武也只是微微一笑，并不在意。

1969年，在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现场，贺贤土参加一个坑道自封问题的讨论会。彭桓武讲述了自己的计算方法，于敏先生谦虚地跟他说：“我给您做些补充。”彭桓武听完“补充”，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计算有问题，就毫不犹豫地说：“老于说得对，就按老于的方法办。”贺贤土回忆道：“他是那么坦然，一点架子也没有。他平日里也常与我们谈起，受人尊重的人不会以自己的意见压人，谁对就听谁的；他还说过不能太相信权威，这对研究工作不利。”

彭桓武在领导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突破时，就要求科研人员：原子弹研制不仅是工程问题，更是科学问题，要用科学态度来严谨对待。他以身作则，严谨求实，虚怀若谷，影响了核武器研制团队的学风。

他最为人称道的故事，是谢绝领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奖章，并题词：“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这十四个字包含了他对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深刻认识——核武器事业是集体的事业。

像彭桓武这样朴实谦逊、从不居功自傲的大科学家，他们的品质与风范，不仅给予后人精神上的指引，其实也为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指出了必由之路。

（作者系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高级政工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