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青鸟，是古老传说中传递希望与知识的使者。本报特选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青鸟新知”新辟子文丛“青鸟智识”的两本开篇作进行推介，与读者一同探求科学发现背后的人文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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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这本书，仿佛无意间打开了一位学者深藏多年的知识宝库。《我的科普之道：科学精神与科学传播行思录》作者周忠和院士是国际知名的古生物学家。他关于鸟类演化的研究改写了我们对鸟类起源的认知，他的团队关于热河生物群的研究成果享誉国际学界。他曾任两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在科学传播领域身先士卒，创作了大量普及进化生物学和古生物学的文章。除此之外，他对科学精神、科技管理体制、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也有着全面而深刻的思考。

中国并不是现代科学的故乡，近代中国引进西方科学多源于振衰起敝、变法图强的现实危机，有着抵御外侮、振兴国家的功利性目标。中国科学家投身科学也更多是基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两个目标：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自强自立的“救亡”目标；告别思想蒙昧、完成现代性转型的“启蒙”目标。两个目标对应着大不相同的科学理解——“救亡”召唤的是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启蒙”则要求将科学精神融入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

不幸的是，这个过程中“救亡”的目标压过“启蒙”的目标，使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大行其道，也为此，科学精神在国内的理解、接受和传播一再被耽搁。早在1935年，我国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就提出，科学精神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但这种超越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在过去近百年的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细若游丝，始终不能蔚然成风。所幸在这本书中，我们得以再次看到竺先生那样的真知灼见。

科学研究的动力除了利益和需求，兴趣和好奇心这种内在的因素是不是更加重要？科学与技术要不要从概念上进行清晰地区分？应该如何重视基础科学研究？每每在书中读到这些犀利而坚定的发问，我常觉得相见恨晚。

19世纪以来，现代科学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高度职业化的文化事业。20世纪以来，各国政府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国防军事和国际竞争的重要意义，纷纷投入重金支持科学研究事业。科学不再是象牙塔中的纯粹学问，“追求真理”也不再是科学研究的唯一动机。名誉、金钱、利益等开始贯穿在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运作之中。

在追求真理与获取利益之间保持平衡，是现代科学家行为规范评判的主要着眼点，也是现代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制度设计的主要着眼点。部分西方国家，由于现代科学内生的公开性原则，以及科学共同体强大的自主性和自组织传统，对科学家们追名逐利的不端行为，有天然的约束。而如果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传统缺少科学精神、缺失兴趣驱动和真理导向，那么其学术不端行为由于缺乏自觉约束，则会更加广泛。因此，国家层面如何合理配置科研资源、调动科学家的积极性，始终是一个大难题。

这本书的作者周忠和，正如中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等科学界前辈一样，主动承担起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在书中直面科研管理体制中的弊病。比如，如果在业绩评估中过度依赖量化指标，常会导致“不鼓励高风险的原始创新，变相鼓励跟踪研究”；如果业绩评估的标准过于单一，又缺乏行之有效的分类评价体系，则会导致各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被忽视。此外，我印象较深的是《虎年谈中国基础科研——我的十个困惑》一文，文中对我们在科研资源和科研荣誉的分配过程中，经常碰到的问题作了系统点评，名曰盘点“困惑”、表达“忧思”，实则振聋发聩、引人深思。

作为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周忠和的文字也颇具特色——平实中见深刻，温和中藏锋芒，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偶尔还来点儿幽默。他在批评中从不居高临下，始终保持着理性的克制和善意。在这本文集中，读者可以见识到一位当代中国科学家的精神世界——对真理的执着、对社会的责任与关切。

在这个科技发展与人类命运交缠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像周忠和这样的科学家，既深耕专业又心系社会，在专业领域追求卓越，在公共领域发光发热。科学家们主动参与科学文化建设，中国的科技事业才能真正获得深厚的文化支撑与持久的精神动力。此亦余之所望焉。

（作者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