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传红

科学随想

6年前，时逢土耳其建国90周年暨2013年中国“土耳其文化年”，应土耳其总理府公共外交协调办公室的邀请，我曾随中国记者学者代表团访问了这个神奇的国度，并就传统与现代化的接合、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等话题，与土方官员、学者及宗教界人士等进行了沟通和交流，颇有些感触。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我对古老的奥斯曼帝国及其历史渊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话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崛起于13世纪、向以征服为其事业的奥斯曼帝国已呈衰落之势。特别是相较于日益现代化、不断走向扩张的西方，它简直可以说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了。偏偏它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选错了阵营，与德国结盟，结果导致最终沦为战败国，被迫接受屈辱的停战协定与和平协议，面临割地赔款、被欧洲列强瓜分的命运。

吊诡的是，协约国之间还有秘密条约。这些密约无疑是对奥斯曼帝国的“死刑执行令”：它们留给土耳其人的，仅仅是其故国北部大约两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更重要的是，这些密约与英国当时正同阿拉伯和犹太代表缔结的某些条约直接相抵触，并且涉及错综复杂的边界问题；此外，还有经济和财政问题，而新的边界又切割了原有的经济空间，一场潜在的、新的纠纷在所难免。

1918-1919年的冬天是君士坦丁堡（1930年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土耳其人的噩梦：流感肆虐，煤柴短缺，成批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在夜幕笼罩的大街抢劫店家和行人，食品价格飞涨。定居其中的一些希腊人也趁机作乱，他们公然升起希腊国旗；甚至还赠予法国指挥官一匹白马，让他像先前的征服者穆罕默德在1453年那样，威风凛凛地进入该城。

值此民族危亡之际，凯末尔迅速把土耳其人召集起来，展开了激烈的抵抗，逐渐把希腊人和西方协约国赶走，并废除不平等条约，终结了奥斯曼帝国长达600多年政教合一的封建统治。1923年10月29日，现代中东第一个共和国——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42岁的凯末尔当选首任总统。

在创立了新土耳其之后，凯末尔又致力于创造新土耳其人这一同样艰巨的任务。当时，旧的帝国民众划分为两派：一派欣赏、迷恋既往时光，因传统或宗教情结而反对变革，抗拒着现代化的元素，希望在墨守成规中寻找出路；另一派则坚信国家必须效法西方模式，至少学习其行政和军事举措，方能生存发展。

凯末尔早在军旅生涯之时就尝到了“西化”的甜头——他将学到的德式作战方法及其理论应用于实战，在土耳其胜利抵御英军入侵的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坚信，土耳其惟有西化才能免遭外国的控制。他曾向一位法国作家发问：“在文明探索之旅中，哪个国家没有向西方靠拢？你能举出这样的例子吗？”

作为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凯末尔开始大胆地强调经济发展和世俗主义的现代化计划，毫不留情地清除过去那些陈旧的制度，新的改革就像奔腾的激流一样一项接一项。他将其举措概括为六项原则，这些原则后来被写入土耳其宪法，通常又被称作“六支箭头”，它们是：共和主义、民族主义、民众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与改革主义。

这些变革中最具重大意义的是将新生的土耳其确定为世俗国家。世俗主义即指消除宗教对土耳其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控制。共和国申明穆斯林宗教机构与国家政权完全分离，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信仰（1928年，土耳其宪法中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条款被删除）。这一穆斯林国家的开先河之举导致了宗教机构由世俗的教育和法律机构代替，也导致了妇女的解放，包括获得选举权。

凯末尔还亲力亲为改革了土耳其字母表，教导国民用丰富而又和谐的语言清晰地展示自我，避免那些令人难以理解的符号对思想造成禁锢；他又通过有关法令，要求男人抛弃象征落后习惯的圆筒无边毡帽，改穿西方服装，以促进人们观念的改变；敦促妇女摘下面纱，走出闺房，参加投票和担任公职……。

在经济方面，凯末尔把国家主义作为其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事实上，他是亚洲第一位提倡国家所有制并且由国家控制主要生产资料的非共产主义领导人。为了加速土耳其的现代化，他还曾请来苏联经济学家起草第一个五年计划。

对于知识和科学，凯末尔也十分推崇。他宣称：“无论是为了世界上的什么，文明也好，生命也好，成功也罢，只有知识和科学才能真正给我们指明方向。放弃知识和科学而去寻求其他途径，这是无知、偏离正轨、缺乏考虑的表现。”这句话后来被铭刻在安卡拉大学的主建筑楼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