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随想

作为现代中东的第一个共和国，土耳其不能算“老”，但其身处的这片土地，曾经孕育过悠久而灿烂的文明；它的“根基”，乃是历史上一度称雄四方、让欧洲许多国家都闻风丧胆的奥斯曼帝国。

历史地看，奥斯曼帝国实则在19世纪末就已进入“转型时期”，特别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发生在欧洲国家的大变局，也使这个敏感地区产生了变革的意愿和土壤。

然而，地处欧亚交界，又被中东地区所覆盖；既是亚洲最靠近西方的国家，又是欧洲和西方最靠近东方的国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深厚的历史积淀，赋予了这片土地别样的风范与格局。与身处同一地区的诸多邻国不同，土耳其实际上没有真正进入殖民状态，就从君主制国家顺利转成民主的共和国（其他一些国家都经历了六七十年的殖民统治才实现独立）。

由军方人士登上政治舞台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属于受过教育的阶层，他那一代人接受科学是治疗帝国弊病的灵药这种简单观念。奥斯曼唯物主义出版物当时被看作是严肃的科学期刊，突出的是“科学高于一切”，这也成为那一代人的座右铭。凯末尔曾经说过：“既然人类像其他爬行动物一样来自于海洋，那么我们的祖先就是鱼。”

据研究凯末尔的土耳其学者M.许克吕·哈尼奥卢说，凯末尔常常把生命称作是一种自然的生存斗争，这表明他坚信社会进化论。他从阅读中获取的简单见解是科学推动进步，而宗教阻止进步。他最著名的一个格言“人生最真实的向导是科学”，揭示出一种单一的世界观，即认为科学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起到首要的作用。对于他来说，“依靠通常的理解力可以解释的事物是值得考虑的。”因此，即使后来凯末尔被歌颂为神话般的改革先驱，也需要认识到他身处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这种背景限制了任何可能的革命领袖可以选择的范围。此中的关键点是指在世纪的转折点，知识界广泛坚持很多注定要成为改革方案中主要纲领的激进观念。这也就不难理解，很多信仰科学主义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后来把凯末尔称作实现了他们思想的“专制的救星”。

凯末尔对土耳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除了上文谈及的若干重要方面，还包括颁布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法律，规定男女平等，妇女可选择任何职业和接受各种教育、实行一夫一妻制、结婚和离婚自由、男女享有平等的财产继承权和处置权、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

在鼓动和说服未能奏效的情况下，凯末尔有相当一部分改革措施是强制推行的。这位共和国总统尽管在理论上崇尚民主制度，并且憎恶法西斯主义，也容忍议会中的自由辩论，但他镇压反对党和对付政敌却毫不手软。1925年，他残酷镇压了库尔德人起义，而刺杀他的一次图谋还曾导致他公开绞死了其绝大多数政敌。

凯末尔认为，既然民众尚未做好当家作主的准备，他就得像严父与导师一样统治之。他承接了其前辈思想家的观念，非常重视防范由于对人民思想的引导不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他更愿意进行自上而下的有序的改革，而竭力避免自下而上的起义和革命。他最终将其用在了对国家的塑造和管理之中。

作为宪政民主制的国家元首，凯末尔是专制的。在其生命中的最后15年里，他是土耳其的实际独裁者，直到四届连任的他于1938年因肝病去世。但是，这位深具远见卓识的“土耳其之父”破天荒地在传统的东方农业社会中建立起共和政体，从而使土耳其在落后国家中率先走上了变革图强的现代化道路，并且为民众带来了福祉。因此，土耳其人民理解、原谅他，并且非常拥戴、尊崇他。

今天的中国人对凯末尔其人其事并不熟悉，但《毛泽东选集》中曾提到过他，不过他的名字被译成了“基马尔”。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