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剑、长矛、弓箭、机关枪，甚至是烈性炸药，对一个民族的命运所造成的影响，都远远不及传播伤寒的体虱、传播鼠疫的跳蚤和传播黄热病的蚊子。文明的滚滚车轮，因造成疟疾的疟原虫而退步不前；全副武装的军队，在被霍乱弧菌引起霍乱或痢疾后，抑或被伤寒杆菌感染后，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舌蝇翅膀上所携带的锥体虫，致使大片的土地尸横遍野；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曾饱受梅毒之苦。战争、征服以及伴随我们称之为“文明”而来的群居生活，只不过为更大的人类悲剧创造了条件。

1935年，上面这一段精彩的论述出现在汉斯·辛瑟尔（Hans?Zinsser，1878-1940）的一本以疾病为主角的“传记”中。这位美国著名的细菌学家和免疫学家一生饱读诗书，精通文学、历史和哲学，是少数几个原来接受古典主义教育，之后转而从事科学和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亦是从作家中涌现出的一位具有科学底蕴的人文主义者。多年专注于传染病的研究，历经临床和实验的推演，辛瑟尔“越来越为传染病给国家和民族命运所带来的灾难，给文明的兴起和衰落所带来的巨变而动容”，而这，正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几乎完全忽略的。

《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一出版便广受好评。它从生物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讲述了人类的主要敌人传染病从古代到20世纪的变迁史。特别以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斑疹伤寒为例，详细阐释了传染病的发生机制、传播途径和流变历史，演绎了病毒从昆虫传到其他动物，最后传到人类身上的曲折过程。

在辛瑟尔笔下，疾病并非反常现象，传染病仅仅代表着一种活的有机体为了生存下来所作出的尝试，而寄生现象是一种普遍现象。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入侵身体的病原体实属异物；而从病原体的角度来看，其猖狂行径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这种被称为感染的寄生形式，与动物和植物一样古老。

在医学与传染病的斗争中，人类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发现在流行病间歇期间，潜在的疾病介质可以潜伏在人类、家养动物以及昆虫等载体上。辛瑟尔指出，在历史上，新疾病的来源主要有两个：其一，通过人与寄生生物之间相互的逐渐适应，已经存在于人类身上的寄生现象发生了改变；其二，通过与之前所未曾接触过的相关动物和昆虫接触，人类遭到了动物世界中现存寄生生物的入侵。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成功地控制一种流行病，可能会影响虽然更为残酷，但却更为长久有效的疾病进化进程，即大自然逐渐使一个群体具有免疫能力的过程。

以当今学界的视野来看，辛瑟尔在这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中所阐释的一些观点颇有先见之明。例如，他预见到当代基因组学方法的研究，重点是强调病原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化时，病原体的毒性会不断发生变化。难能可贵的是，80多年前的他对现代分子生物学了解有限，然而他在描述斑疹伤寒历史时所使用的演化论方法，却符合当代演化生物学、生态学和环境学的理论。

在新冠疫情仍然牵动人心的今天，回望并比照一下辛瑟尔书中的若干发问，亦不无教益：经典的欧洲斑疹伤寒病毒是否会不时地从老鼠那里得到更新，从而得以延续？或者它是否已经彻底并永久地在人类身上扎下了根基，并在流行病间歇期间，通过少量的人-虱子-人传染病例或所谓的人类携带者继续传播？就像隐形动物感染的情况一样，这些携带者会长期保有该病毒，虽然携带者表面上看起来已经痊愈了。

作为研究斑疹伤寒的权威，辛瑟尔成功地研制出了斑疹伤寒疫苗。他对传染病的本质特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传染病是生物的一大悲剧，是不同的生命形式之间的生存斗争。……无情的战争，就这样无休止地进行着，没有手下留情，也不会握手言和，俨然是物种之间敌对的民族主义。大自然似乎有意让她的创造物以彼此为食。地球上的生物都处在无穷无尽的寄生链之中，归根结底，人类也可以被定义为依赖于植物的寄生虫。

《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是辛瑟尔利用实验室和野外斑疹伤寒研究的闲暇时间写成的。他把这样的写作看作是工作之余的一种放松。在他眼中，传染病研究是少有的几种工作之一，从业者不仅可以从中获得兴奋感，还能够进行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真正冒险。

纵然医学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进步，传染病却并没有消失。别忘了辛瑟尔的警示：只要人类的愚蠢和残暴给它一个机会，它就会乘虚而入，重整旗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