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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桓武:天殷嘱我重斯文

来源:360选自《光明日报》 作者: 2017年04月25日 11:07
[导读] 彭桓武专心致志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从早期在量子力学、介子场论等领域的研究到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再到后来开展交叉学科、凝聚态物理、生物物理和理论化学物理等研究,毕生不懈地求索创新。

1915年10月6曰,彭桓武出生于吉林长春。16岁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作为 “清华四杰”之一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跟随周培源教授进行相对论研究。

1938年,彭桓武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师从马克斯?玻恩,后与波动力学创始人薛定谔一起做研究,在固体理论、介子物理和量子场论等前沿研究领域做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先后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45年,他与玻恩等合作进行场论方面的研究,共同获得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格尔一布里斯班奖。

1947年底,彭桓武回到祖国,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1950年,他参与组建了我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先后担任理论物理组组长、副所长,枳极开展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为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

曾有记者问彭桓武,当年在国外已大有成就,为什么还要回到千疮百孔的中国?他气愤地说:“你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对!你应该说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他还作诗言道:“世乱驱人全气节,天殷嘱我重斯文”。

1961年初,全国抽调了一批杰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到北京第九研究所,后被公认为核武器研制“三根台柱”的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彭桓武作为主管理论部的副所长,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理论研究,加速了原子弹、氢弹理论突破的进程。他大力倡导“粗估”法则,引导大家抓主要矛盾,化繁为简,缩短研究周期。这一法则成为当年理论部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对突破原子弹原理的“九次计算”攻关,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原子弹设计工作得以全面展开。

通过大量计算和系列理论研究,攻克一道道难关,我国终于掌握了原子弹爆炸过程的基本规律,于1963年完成了原子弹装置初步物理设计方案。彭桓武随即迅速组织力量向突破氢弹理论转移.1,在他的领导下,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发杨学术民主和协同攻关等原子弹突破的成功经验,也成为突破氢弹原理的利器。彭桓武指挥,邓稼先挂帅,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分头带领科研人员进行多路探索,在氢弹原理、材料、结构等方面全面展开研究。十余年后,“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彭桓武作为该项目排名第一的获奖者,被公认为最有资格接受本奖项唯一的一枚金质奖章。但他坚决谢绝:“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人独享。”提议奖章由九所集体保存,并提笔写下:“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

彭桓武专心致志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从早期在量子力学、介子场论等领域的研究到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再到后来开展交叉学科、凝聚态物理、生物物理和理论化学物理等研究,毕生不懈地求索创新。

1995年在“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颁奖会上,80岁高龄的彭桓武检讨自己“不够艰苦勤奋”,并保证“获奖后继续在国内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至少三年”。他说到做到,生病住院也不停歇。2005年,90岁高龄的他亲自作学术报告,讲述研究相对论的最新成果。他写诗自勉:“愿宁静而致远,求深新以升腾。惟童心不泯,耄耋期颐,总似年轻。”

功成事毕,彭桓武总是悄然隐退,奖掖后辈,只做“铺路石”,不做“绊脚砖”。“两弹”突破后,他于1972年回到中科院,继续理论研究工作。1978年,他担任第一届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该所刚步入正轨,便递上辞呈把机会留给更年轻的同志。

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的100万元港币奖金,他自认为“没用处”,于是建立了一个“彭公纪念赠款”,每年将钱分赠给当年一起为“两弹”事业奋斗的同事或其亲属,在1996年至2004年的9年间先后赠给35人,直到全部赠完。

他的学生、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所所长和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说:“随着时代的转移和国家的需要,彭桓武不断地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我国理论物理工作者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作出的贡献,在科学发展上的成就,无不与彭桓武教授的努力密切相关。”

2007年2月28日,彭桓武孑然一身地低调走完了他辉煌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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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xiang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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