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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价值与中心不全在船上

来源:科技日报 作者:尼 三 2017年08月04日 10:45
[导读] 

《海洋与文明》是本“大部头”。开篇第一句写道,“我想要改变你观察世界的方式,具体来说,就是那种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面前的世界地图——那幅70%都被蓝色所覆盖,而陆地则显得黯然失色的图像——来观察世界的方式。这种转变强调了从陆地走向海洋的过程,其中产生的许多趋势和模式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卡伦·魏根说:“该书对全球史进行了全新的审视。借助关于船只、风帆、风向、海流、航海技术及海洋法的大量知识,作者向我们呈现了一部从吃水线视角观察的生动的世界史。”确实,中译本内容涵括古今中西,丰富而广博,介绍了许多和海洋有关的技术和知识,并试图在此基础上,重构一部全球史。

就阅读而言,此书带给人的体验颇佳,不仅获得了平时不了解的“冷知识”,而且能读到一些富有哲理的论断。比如,“人类历史的相当一部分与人类自身是否拥有出海口密切相关”,这无疑是一种洞见。又如,“不管是出于商业、战争、探险还是移民的目的,人类在技术和社会层面上对水上生活的不断适应,一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动力。然而,许多主流的历史叙述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这也给人启发,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曾长期与海洋爱恨纠缠的国度而言,认真思考作者这一判断,其意义不仅在于看透历史,更在于认识未来。

但是,我读此书还有一点不满足之处。作者似乎把笔墨过多地挥洒到了“技术”层面,而对“社会”层面分析太少,或许又因为这个缘故,关乎“文化”或“观念”层面的内容就更少。实际上,从文明史的角度看,观念中的“海洋”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现实中的“海洋”。尤其在技术手段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对海洋的认识甚至“想象”,有时候直接影响到他们面对海洋的行为,而技术显然又是服从于行为的。

以关于中国的部分为例。书中对中国的造船技术作了详细介绍,谈到陈朝有5层甲板的“黄龙”战船,隋炀帝由“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组成的浩浩荡荡的船队,甚至提到了拉纤。然而,这些内容,更像一种“水上生活史”,如作者所言,“起源于内陆的中华民族并没有以航海为导向,但是河流与运河的开发和利用促进了疆域扩张及国内稳定”,这固然也让人涨知识,但作为读者,在“海洋与文明”的标题下,更希望看到的还是关于海洋的内容,或者,内陆水上生活的技术、制度与海洋之间的关系,然而本书没有解答这些困惑。

书中提到了中国青铜器、敦煌壁画中的船只形象,读至此处,令人感叹,如果作者从这里再延伸一步,对这些船只形象背后的观念或文化内涵做一点发掘,该有多好。因为这样的发掘,只有建立在对全球造船史特别是技术发展史的熟稔程度上,才有真实的意义,否则无非是以一种想象去塑造另一种想象罢了。而作者在这个领域具有广博学识,显然是很好的人选。

同样,书中讲到了甘英出使,并引用了那个让他最终选择从大海退缩的传闻,“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作者的叙述止步于此。实际上,钟叔河先生在《走向世界》、张绪山先生在《甘英西使大秦获闻希腊神话传说考》中都做过考证,这个让甘英害怕的故事,并非讲述者编造,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海妖塞壬的故事,据说她用自己的歌喉使得过往的水手倾听失神,船只就会触礁沉没。你看,事情就是这么奇妙,西方人关于海洋世界的想象,阻止了东方人向海洋迈进的步伐。如果作者沿着这些问题继续开掘,或许能使本书更具“全球史”的意义。

或许因为船占据了论述中心,书中另一些有意思的人和事反而遭到遮蔽。比如,作者谈到了东晋的法显,以及这位佛家弟子的海上旅行见闻;作者还介绍了唐代的内陆航运体系,高句丽的征伐,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并以一节的篇幅叙述了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的事迹,却不知为什么,没有提到鉴真东渡。按说,古代中国有数的几次涉足海洋的记载中,鉴真应占有一席之地,之所以被忽略,大概作者认为鉴真东渡在技术层面特别是造船技术上乏善可陈吧。这虽然只是我的猜想,但从书中对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评价可窥得一二,作者说这本书“提供了对中国内河航运、东北亚海上贸易网络以及唐朝官场的细致观察。但遗憾的是,圆仁很少提及他所乘的船,仅仅提到了使团中的使节及随行官员。”

然而,作为读者,我比较遗憾的是,书中过多地提到了船,毕竟,海洋的价值与中心并不全在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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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xiang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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